國家檔案管理局 家譜收藏


  民國90年11月,我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檔案管理局」在「檔案法」通過後正式成立,隸屬於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然而由於檔案管理局負責徵集具 有永久保存價值之國家檔案,「私人文書」部份並未制定相關移轉辦法,因此「私人文書」檔案徵集多為學術研究單位、博物館或圖書館。目前國內收藏家族檔案約略有以下主要單位:

(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戰後,政府為保存文獻史料,於民國37年成立「臺灣省通志館」,以纂修省志。翌年七月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直屬於臺灣省政府,其任務由編纂省 通志擴大到臺灣文獻之採集、整理及編輯。後幾經組織變遷及隸屬更移,民國91年改隸總統府國史館,更名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組織編制 為三室(會計室、人事室、秘書室)三組(編輯組、整理組、採集組),而三組之一的編輯組負責業務即包含臺灣地區志書纂修、各族群史、家族史、名人傳記等修 纂計劃。
  據該組業務同仁口述,針對家族歷史方面,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曾經接受嘉義賴家、高雄余家、基隆顏家、宜蘭陳家之委託研究案,以及鹿港施世榜家族研究成果。由此可知該單位對於家族檔案蒐藏與整理具備豐富的實務經驗。


(三)宜蘭縣史館
  譜系訃聞:自1992年10月縣史館辦理「宜蘭人家譜特展」活動起,開始大量蒐集家譜,目前計四百餘種,包括60多個姓氏的宜蘭人家譜
入藏。而訃聞也是重要的家族史料,可與家譜進行交叉研究


(四)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該館特藏組內蒐藏較為完整之家族檔案資料有鄭華生先生所收藏之「竹塹北門鄭利源號古契書」以及「岸裡大社」文書二部分。

(五)國立臺灣博物館
(六)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臺灣分館)

(七)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成立於民國41年,初期隸屬臺北市政府,為一級單位。民國62年改隸民政局,民國88年改隸文化局。該會現設有編纂及總務兩組。該會並開放文獻圖書室,加強文獻服務。該館之於家族檔案最大宗為具有一千多冊族譜資料。

(八)私人收藏
  臺灣家族檔案整理與研究多由歷史學者主導,因此部份家族檔案多由研究該家族之歷史學者所蒐藏而用於家族史研究,一般並未對外公開,多由學者依據所蒐藏而來之家族檔案,於自行研究後出版圖書、研究計畫提供大眾使用。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140.119/…/8/015108.pdf 19/40頁

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


山西省社科院的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對於中國人家譜研究的成就及保存中國人頻臨滅絕的家譜之貢獻已久聞盛名,為了實地觀摩這個全中國研究家譜享有領先地位的學術機構,特於今(一九九八)年五月初旬;陪同本會林瑤棋理事長專程前往山西太原市拜訪該中心主任李吉教授,受到該中心全體研究人員熱誠歡迎與慇切的接待。

家譜是中國歷史的典籍之一,亦是中華文化的重要遺產,它與國史、地方志三足鼎立,是構成中國歷史的完整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國人自古以來即重視族譜,該中心主任李吉教授認為家譜是人類血緣關係的記錄,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軌跡,它記載了家庭的起源,家族的形成,民族的融合及其繁衍生息,遷徒分佈,發展興衰的重要史實,所以說,譜牒蘊含著人口學、社會學、民俗學、民族學、經濟學、倫理學的大量資料與信息。

可是,自從中共建制以來,中國人的傳統家族制度遭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使一向為中國人所重視的修譜工作因而停頓下來,尤其在十年文革期間,中國人的譜牒受到了空前浩劫,一車車的族譜被送到焚化爐燒毀,一車車的族譜被運往造紙廠化成紙漿,當時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下,正是中國人的譜牒存亡的關鍵時刻,但幸有少數有識之士,敢冒生命之危險挺身而出,搶救了不少族譜,他們以比造紙廠收購的雙倍價格買回一車車的族譜,並將它收長藏在各地的圖書館或大學研究單位,這種臨危不懼的行為,確實令人敬佩。

山西省的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就是利用這些劫後餘生的家譜把它拍攝成微膠卷(Microfilm),儘管他們拍攝有家譜三○○○餘部,三萬餘冊,共達八‧四九億字,數量不可說不大,其實它僅是所有中國人家譜之一小部分而已,絕大多數的家譜仍難逃被毀滅的命運,真是令人感到痛心,例如福建泉州的粘氏族譜就是無一倖免,直到兩岸關係解凍之後,泉州的粘氏家族才再由移民臺灣鹿港的族人所保存的家譜借回續修,終於保存了粘氏家族的血脈。

中國家譜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偶然機緣

談起該中心成立的經過;說來也算是偶然,其實也是一種機緣;那是一九八三年秋天的事。當時服務於中國社科院圖書館館長的武新立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中,與美國猶他州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家譜協會沙奇敏先生由認識而建立了友誼,在沙先生善意的建議下,使武新立館長燃起了整理中國人家譜的念頭,也由這個念頭而奠定了今天揚名中外的山西省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的基礎。當時,武新立館長有了整理中國人族譜的念頭之後,就把他自己的構想與好友當時任仙西少社科院副院長的張海瀛先生交換意見,獲得張副院長的全力支持與鼓勵,所以張副院長就邀請武新立館長到山西社科院來一起合作,並且給他評職稱為教授研究員,武館長欣然接受邀請而辭去了北京的工作來到山西負起了這個任重道遠的家譜研究工作,也算是,成位家譜資料研究中心跨出了第一步。

一九八五年,張海瀛副院長與武新位,高可(當時任山西省社科院歷史所所長,現任山西省文物局局長)開始籌劃工作,並且得到國家檔案局及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支持,很順利的就成立了中國譜牒研究會,並且由張海瀛擔任首任會長。該會於一九九○年經過國家民政部羅乃夫部長批准,正式成立為中國譜學研究會。

猶他家譜協會協助拍攝微膠卷

研究會成立後的一九八六年初,他們就與猶他州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家譜協會舉行了一次合作協調會,會後不久,猶他家譜協會就將一套拍攝微膠卷的設備贈予他們,同時也派了技術師雷伯及愛利可森前來山西訓練工作人員的操作持術,當時接受訓練的有劉西并、劉寧、劉晉生等三人。

一九八九年初,訓練完成的三位技術人員開始了實際工作,他們跋山涉水,除了臺灣、新疆、西藏及吉林之外,幾乎跑遍了全國各角落,進行家譜資料的追蹤、搜集和拍攝工作,他們不怕風不怕雨,不懼寒不懼熱,不眠不休的工作著,經過了四年的努力,拍攝工作終於在一九九三年告一段落,總共拍攝了八六○餘卷母盤,每盤三十五公尺,有三○○○畫幅,六、○○○個頁碼,總計達八‧四九億字,共收錄族譜三、○○○餘部,三萬多冊,其數量之大,無不令人咋舌。

據技術員劉晉生回憶說,他們三人跑遍大江南北,其間最值得回憶,也最感人的就是在閩東福鼎地區拍攝的時候,他們委託了當地某中學老師王忠芳代為搜集族譜,想不到當地民眾踴躍的拿出族譜給他們拍攝,他們不但不要求代價,反而捐出錢來感謝他們做這樣有意義的工作,因為民眾仍然擔心,如果再有一次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們的家譜將不將保證能夠繼續保存下來,倒不如拿出來拍攝成微膠卷後送到他處收藏,也許這樣,他們的族譜將可流芳百世。不過劉晉生補充說:有這種想法的人畢竟少數,絕大多數是是要求拍攝要有代價,像他們在各圖書館所拍攝的價格是每一畫幅須支付二角錢,一卷三、○○○畫幅須付六○○元人民幣,由收費與付費的不同,可見福建人是最重視族譜的地區。


他們所拍攝的八六○餘卷微膠卷中,收錄較多的地方有下列:
上海圖書館一、○○○餘種,
湖南圖書館一、○○○餘種,
河北大學(保定)六○○餘種,
南京圖書館三○○餘種,
四川圖書館三○○餘種,
福建福州大學二○○餘種,
江蘇常州大學二○○餘種,
浙江圖書館近二○○餘種,
安徽圖書館近二○○餘種,
江蘇蘇洲大學二○○餘種,
江蘇常熟圖書館一○○餘種,
福建福鼎地區王忠芳代搜集近一○○種。
其他地方如武漢大學,武漢圖書館。泉州華僑大學及民間也都有少量的收藏。北京圖書館據說也有上千種以上的收藏,惜未整理,無法做微膠卷拍攝工作。

冒險購買攝影機零件

劉晉生又回憶說,最讓他們記憶深刻的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他們的微膠卷攝影機零件毀損,必須到北京購零件回來更換,而當時北京城實施軍事戒嚴,街頭的士兵都荷槍實彈,民眾在街上走動是危險的事,但是他們為了工作的執著,仍然冒生命之危險赴北京補充零件,現在回想起來仍心有餘悸。

他們拍攝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就是材料的整理與編目的繁雜工作,他們在張海瀛、李吉、武新 立、馬志超等學者日以繼夜的工作,合作無間,發揮了團隊的精神,八六○餘卷微膠卷如期完成,並且依據國家相關規定,將這批母盤複製一套贈於合作伙伴─猶他家譜協會典藏。

協助海外華人尋根,功德無量

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自成立以來,本著弘揚傳統文化精神,提供了尋根諮詢服務,十多年來,台灣及海外華僑求助的信函如雪片飛來,使他們忙得不亦樂乎。大多數的求助者都能達到尋根問祖的願望,他們所做的工作,確實功德無量。

該中心除了拍攝微膠卷之外,也先後編纂了《中國家譜目錄》、《中華族譜集成》、《中華家譜金冊》、《郭氏史略》等學術專著,對中國家譜學的學術地位令人括目相看。

儘管近年來,大陸政府對於民間的修譜採取不禁止不鼓勵的曖昧態度,但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加快以及雨岸同胞接觸之頻繁,大陸同胞沈寂已久的修譜風氣也開始有了復甦的跡象,尤其東南沿海地區,修譜工作更是如火如荼的展開來,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新一波的修譜風氣將漫延到全國的每一角落,那個時候,山西省的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將出發,再度發揚中國人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美德。

原文出自:臺灣源流10 山西,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 趙品琰 p22-26